《中国的十个名字》 郑子宁 著 后浪丨海峡书局
编者按：
从青铜器何尊上最早的“中国”铭文，到印度尊称大唐为“摩诃至那”；从叙利亚语里的“Sinistan”，到意指古老而伟大的造物的华夏别称“桃花石”。本书以不同时期其他文明对我们伟大祖国的多样称呼为切入点，深入探讨了语言流变背后引人入胜的中西文化交流史，展开了一场横跨三千年的“语言考古”。
所谓名字，基本的释义是人或事物的称谓，是区别其他人或事物的特定标志。推及地域、民族、国家，名字则是一个群体的代称，代表着人群在自我认知上的共识。被特定人群广泛接受的名字具备指向性与独特性，是一种群体凝聚力的象征。
文物考古从业者对历史时期的遗迹进行考古发掘时，常希望能发现带有名号的器物：发掘墓葬时，得知墓主人的姓名能够让后续研究有的放矢；发掘居址时，获知居民群体的称号可以深化对族属、文化的理解；发掘城址时，确知城市的名称能与史料互为参照，进而了解古代的行政区划沿革。
在我看来，“何以中国”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。本书以“中国”之名为切入点，以语言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为依据，为该问题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观察视角。甫一开篇，本书便引出了迄今发现最早的带有“中国”字样的重磅文物——何尊，随即指出铭文中的中国并非如今我们的祖国，而是指代中原之地、中央之国。其实，在比何尊铸成时的西周更为久远的史前时代，仰韶时期的中原先民们已经掌握了制作彩陶的技艺，其中一类彩陶会在器物的中部绘制花朵状的纹饰。而“花”与“华”二字古义相通，若是身处牡丹花盛放时节的洛阳，今人也许会产生一些浪漫的联想：所谓“中华”，是否源自中央花美之国？彩陶中央绘制的花朵，是不是先民在文字尚未发明的时代，对这片繁衍生息之土地的一种艺术化描绘？
“中国”之名从何而来，显然也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的问题。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想必会注意到一种有趣的现象：名字并不常由其主人使用，更多是作为他人用以指代的称呼。在我看来，这也正是本书的主旨所在——在汉语之外，我们周边的邻居和远方的朋友们，会使用怎样的词汇来称呼吾国吾民？
回想起来，我与本书作者相识已近十年。他的作品从始至终都以扎实的学术素养为基础，又能充分平衡科普与可读性，更为可贵的是他的视野越发广阔。本书中，他以汉语之外的语言对中国的称呼为线索，运用了汉文、拉丁文、回鹘文、藏文等大量史料，论及东北亚、中亚、西亚、东南亚的历史，旁征博引地带来了一次纵然身不能至，却可心驰神往的旅程。这旅程不仅跨越了天南海北的辽阔地域，更能穿越时空、纵贯古今，为读者带来殊为独特的体验。
在一些哲学思想中，“名相”被认为是浮于表面的虚妄，只有不执着于名相，方可勘破事物的外壳，直达深层本质。本书的思路与之颇有共通之处，即不满足于罗列其他语言从古至今对中国有何种称呼，而是以抽丝剥茧的分析逐步深入，最终达到鞭辟入里的效果。具体而言，其研究方法首先是基于文献史料，以及历史、考古等学科的研究成果，对于史料未能触及之处，作者则充分利用自己在语言学领域多年的钻研积累，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，以构拟体系推断古今语言的演变过程，尝试为谜题寻找可能的答案。
《越人歌》中说：“今夕何夕兮，搴洲中流。今日何日兮，得与王子同舟。蒙羞被好兮，不訾诟耻。”这是子宁兄曾于纪念语言学大家郑张尚芳先生的文章中征引过的，于此处借用这首自先秦时代流传至今的华南民歌也颇为合适，顺此邀请各位读者与我一同漫游于语言与时空之河，探寻中国之名从何而来。
（作者单位：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）
作者：朱博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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